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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每一条皱纹旁都能见到一条伤疤

归档日期:04-16       文本归类:蜂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巴黎圣母院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哥德式的教堂,也是巴黎历史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写道:“若干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圣母院——或者不如说,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时候,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词:ANÁΓKH(命运)。……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前已从尘世消逝;就是那个词,也已从主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这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的。”

  无疑,今天的巴黎圣母院仍是雄伟壮丽的建筑。她年虽古稀,风韵犹存。然而,看到时间和人让这座可敬的古代建筑遭受无数的损毁和伤害,不尊重奠定第一块基石的查理大帝和安放最后一块石头的菲利普·奥古斯特,我们就很难不义愤填膺。

  巴黎圣母院这主教座堂中的老王后的脸上,每一条皱纹旁都能见到一条伤疤。时毁人噬。我这样译这句拉丁语:时间是盲目的,而人是愚蠢的。

  如果我们有暇与读者一道,逐一细审烙在古老教堂上的各种伤痕,就会发现,时间造成的破坏较少,作恶最多的是人.尤其是那些“艺术人士”。我必须说“艺术人士”,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些人取得了建筑师的资格。

  我们只举几个主要例子。首先看看教堂的正面——建筑史里肯定少有比它更辉煌的篇章。同时,依次跳入我们眼帘的是:三座挖成尖拱形的门;一排带有齿饰的28座列王的神龛;中央一个巨大的玫瑰花窗,两侧各一扇侧窗,犹如祭师与他两旁的助祭、副助祭;单薄的三叶草形状的拱廊,细小的圆柱支撑笨重的阳台;最后是两座黑色的伟岸的塔楼以及它们的石板前檐。这几个部分和谐地构成雄伟壮丽的整体,叠成宏伟的五层,成群出现却不紊乱,数不清精细的浮雕、雕像、镂刻与肃穆安详的整体有力地结合;可以说,它是石头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巨著,它的整体复杂而又统一,如同它的姐妹篇“伊利亚特”和“罗曼司罗”;它是一个时代所有力量合作的产物:每一块石头都体现出经过天才艺术家训练的工匠那千百种奇妙的构思。总之,它是人类的创造,因它的强大与富饶而有如神的创造,它具有神的创造的双重特性:千变万化,永恒如一。

  我们在此对圣母院的正面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对整个教堂的描述。对巴黎这座主教堂所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世纪所有的基督教堂。来源于自身的艺术,它的一切都合乎逻辑,比例匀称。量了巨人的足趾,也就知道了巨人的身高。

  现在,我们把话题扯回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巴黎圣母院的正面吧。我们怀着虔诚的心瞻仰这座庄严雄伟的主教堂,它令人敬畏,就如编年史家所言:其宏伟,令见者憷然。

  今天的巴黎圣母院的正面缺少三件重要东西。首先缺的是从前把它抬出地面的11级台阶;然后是列王像下面的那一列塑像,原先安放在三座大门的神龛里;还有其上充盈三层走廊的28八座年代更早的先王雕像,从希德贝直至手握“帝国圆球”的菲利普·奥古斯特。

  石级是时间使之湮没的:旧城的地面随时间不可阻挡地缓缓上升。巴黎街面的“涨潮”逐一吞没了令圣母院益显伟岸巍峨的11级台阶。虽然如此,时间给予教堂的也许比夺去的更多。因为时间给它的正面洒上数百年才能积存的灰暗色泽,而文物越古老就越美丽。

  然而,是谁拆去两列塑像?谁把神龛扫荡一空?谁在中央拱门的正中凿了崭新的不伦不类的尖拱?谁竟敢在那儿安装雕刻了路易十五式图案的笨重死板的木门,竞与比斯高奈特的蔓藤花纹为邻?是人,是建筑师,是当代的艺术家。

  走进教堂内部看看吧,是谁推倒了硕大无朋的圣克利斯朵夫雕像?——雕像中的出类拔萃者,就如司法大厅高出一般大厅。斯特拉斯堡的尖塔高于一般塔楼,还有昔日那些林立在殿堂祭坛的圆柱间的雕像,或站,或骑马,或男或女,或孩童,或国王、主教、骑士,或石雕,或大理石雕,或金,或银、铜,甚至蜡制,是谁那么粗暴,竟把它们扫荡殆尽?不是时间。

  是谁用那雕刻了天使头像、云彩的笨重的大理石棺,代替了原先古老的哥特式祭台——因堆满圣骸盒、圣物盒而显富丽堂皇?而大理石棺似是神恩谷教堂或荣军院零散的样品。是谁这么蠢笨,把这块凝重的不同时代的石头嵌进由埃尔冈杜修筑的卡洛林王朝的石块地面?难道不是路易十四为了实现路易十三的遗愿而干下的事?

  是谁用惨淡冰凉的白玻璃代替“色彩斑斓”的拼花玻璃窗?这些拼花玻璃窗,曾使我们祖辈的惊喜的目光,在大门顶上的玫瑰花窗与后堂的尖拱窗之间流连不舍。看到破坏文物的大主教用难看的黄灰泥乱抹主教堂,16世纪唱诗班的童子会说什么?他会联想到这是刽子手涂抹在叛臣逆贼的居所上的颜色,他会记起小波旁的府邸,由于小波旁统领叛国,也被涂上黄色。正如索毕尔所说:“经如此浸泡,如此处理过的黄色,一百多年也不会褪色。”唱诗班的童子会以为圣地已沦为罪恶之地而逃之天天。

  我们暂不计较种种成千野蛮行径在圣母院造成的伤害,脚步不停直登大教堂之巅,却不禁要问:可爱的小钟楼哪儿去了?它耸立于各甬道的交叉处,纤秀、峭拔,不逊色于它的芳邻圣小教堂尖塔(它也被拆毁),它一枝独秀,高出于其他塔楼,直插云霄,苗条、尖利、飘逸、玲珑剔透。可是一个趣味“高雅”的建筑师却于1787年截去它的顶部,以为用一大块铅铸的膏药,锅盖般掩住伤口就可了事。

  在所有的国家,尤其在法国,中世纪的卓越艺术几乎都遭此厄运。在它的废墟上可以辨出三种祸害,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它:首先是时间,它在不知不觉间这儿那儿地啃咬一口,锈蚀它的表面;然后是政治革命和宗教改革,它们的本性是盲目与暴戾,它们乱哄哄地蜂拥而上,向圣母院扑去,撕扯它石雕的、金玉雕镂的华丽外衣,捣毁它的玻璃花窗,砸坏它用装饰图案与铸像编的项链;它们憎厌主教冠、王冠,便搬去雕像;最后是时尚,越来越愚蠢荒唐的时尚,从“文艺复兴”那辉煌然而混乱的偏向开始,接二连三,把建筑艺术引向必然的衰落。时尚比革命危害更大。它们在形式与象征,逻辑与美方面诛杀艺术,以锋利的刀刃捅进艺术活生生的肌体,攻击它的骨架,切割、肢解、谋杀建筑。然后,它们另辟蹊径,分庭抗礼,其狂妄至少是时间与革命所无的。它们肆无忌惮,自以为趣味高雅,在这哥特式的建筑物伤口上增添难看的短命的庸俗装饰品,什么大理石飘带、金属球、卵饰、涡形饰、环形饰、螺旋形饰、帷幔、花环、石制的火焰、青铜的云雾、肥胖的爱神、臃肿的小天使,如真正的麻风,先在卡特琳·德·美第奇的祈祷室破坏艺术,损毁它的容颜,两个世纪之后,杜巴里客厅也受尽它们的折磨,痛苦而亡。

  综上所述,有三种祸害损毁哥特式建筑的颜面。表皮上的皱纹、疣子是时间造下的“杰作”;由暴烈行为留下的挫伤、断裂,是从马丁·路德到米拉博各次革命的“作品”;残缺、截肢、脱臼、“修复”,是教授们根据维特鲁夫、维诺尔倡导的希腊式,罗马式,蛮族式风格做的好事。旺达尔人造的这华丽艺术,就被学院派的建筑师扼杀了。时问与革命破坏的时候动机至少还不失公正、高尚,而继时问与革命之后破坏建筑物的这一群学院派建筑师,是经过特许,宣过誓,发过愿的,他们以低级趣味的标准去衡量、选择,意以路易十五时代的菊苣饰代替哥特式花边,用以显示帕特农神殿的尊荣。这种做法,就如驴子向奄奄一息的雄狮踢了一脚,又如只剩残枝败叶的老橡树,却又惨遭毛虫啃噬、蛀食。

  当年,罗贝尔·塞那利斯把巴黎圣母院比做埃菲斯有口皆碑的戴安娜神庙(它曾使放火烧它的艾罗斯特拉特名扬青史,古代异教徒对它顶礼膜拜),还认为圣母院这座高卢教堂比神庙“更长、更宽、更高、结构更佳”。这个时代距今天多么遥远了啊!

  况且,巴黎圣母院绝非那种可称为“完整,定型,已归类”的纪念性建筑物。它已不是罗曼式教堂,也不是哥特式教堂。它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巴黎圣母院不同于图尔努斯修道院,有半圆拱建筑物共有的特点:庄重,厚实,笨重的外形,宽大的圆顶,光溜溜,冷冰冰,朴素中显威严;它也不同于布尔日大教堂,没有这类尖拱形产品的华美,轻巧,千姿百态,芜杂,锦上添花,密布尖形物,不可能把它归入这类古代教堂的家族:它们阴暗、神秘、低矮,像被半圆拱压垮,除天花板外几乎是埃及式教堂,寓意极难理解,僧侣气息极浓,象征意义极重。装饰中菱形、曲形图案多于花卉图案,花卉图案多于动物图案,动物图案多于人物图案。它们更多是主教的作品而非建筑师的作品,它们是建筑艺术发生最初变化时的产品,烙着后期罗马帝国至征服者威廉时代那种神权与军事纪律的印记,也不能把我们的这座教堂归入另一家族:它们高耸入云。以彩色玻璃窗和雕像为装饰,外形尖峭,设计大胆。政治上它们是公社和市镇的象征;作为艺术作品,它们的风格自由,任性,奔放。它们是建筑艺术发生第二次变化时的产品,不再寓意难解、一成不变、僧侣气浓了,而是讲求艺术、逐步改进、富于民间气息。这一段时期始于十字军东征归来,结束于路易十一时代。巴黎圣母院不是第一类纯罗马式教堂,也不是第二类纯阿拉伯风格的教堂。

  它是过渡时期的建筑。萨克逊建筑师在大殿竖起第一批柱子的时候,十字军带来的尖圆拱以征服者的姿态坐落在宽广的罗曼式柱头上面,而这些柱头原要承受半圆拱的。从那时起,尖圆拱做了主人,占据了教堂的其余部位。可是,由于开始时欠缺经验,尖圆拱腼腆羞涩,缓缓地、克制着拓展地盘——不敢像后来那样,在众多瑰丽的教堂中剑拔弩张,箭矛般直指苍穹,似乎对近在身旁的笨重的罗曼式立柱还有所顾忌。

  况且,这类从罗曼式向哥特式过渡的建筑,其研究价值不亚于式样单一的建筑。没有它们,它们所表现的艺术特色就无从研究。它们是嫁接到半圆拱上面的尖圆拱。

  巴黎圣母院尤其是这一变种的奇特产品。这座可敬的纪念性建筑物的每一面,每一块石头,不但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史、艺术史的一页。这里仅指出它的主要的细节部分。小红门几乎达到15世纪哥特式建筑精美艺术的顶峰;大堂的柱子就其体积和庄重而言,几近卡洛林王朝时代的圣日尔曼·德·普列教堂。小红门与大堂的柱子大概相距六个世纪。就连炼金术士也认为大拱门所表现的象征性的装饰,是对炼金学最令人满意的概括,屠宰场圣雅克教堂完整地体现了这门学问。这样,罗曼式修道院、哲学教派、哥特式艺术、萨克逊艺术,令人回想起乔治七世时代笨重的圆柱,尼古拉·弗拉梅为路德开路的神秘象征主义、教皇集权论、分裂主义。圣日尔曼·德·普列教堂,屠宰场的圣雅克教堂都融化、组合、合并于巴黎圣母院。在巴黎众多的古老教堂中,这座总教堂与始祖教堂是神话中那头狮首、羊身、龙尾的怪物,长着这一座教堂的脑袋,那一座教堂的四肢,又一座教堂的臀部,所有教堂的某部分器官。

  我们反复强调,这类混合式建筑对艺术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不无价值。它们,以及前希腊时代的遗迹,埃及金字塔,印度巨塔,令人体会到建筑术的原始。最伟大的建筑更多是社会的产品,不是个人的产品;与其说是天才人物的灵感创造,不如说是劳动人民的产物,是民族的遗产,世世代代的积累,是人类社会不断蒸发后的沉淀物。总之,类似地质层系的形成,每个时代的洪流把它的冲积层叠加上去,每个种族在文物上添加一层,每个人提供一块石头。海狸是这样干的,蜜蜂是这样干的,人是这样干的。建筑艺术的伟大象征巴别塔就是一个蜂房。

  伟大的建筑与大山一样,是几个世纪形成的作品。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艺术已发生变化,而建筑尚未竣工,就如一句拉丁话说的,停顿导致中断。人便按变化了的艺术继续从容地施工。新的艺术紧紧抓住它找到的建筑物,嵌进里面,与之融为一体,随心所欲地发展它,条件许可时便完成它,顺理成章,不慌不忙地完了事。没有骚乱,无须努力,未遇抵触。这是突然而至的嫁接,循环不已的活力,再生的植物。几种艺术在同一建筑物的不同高度相继焊接,诚然可供丰富资料去撰写好几部厚书,甚至撰写人类通史。它们是作者为无名氏的伟大作品,没有记载人、艺术家、个人的功绩,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概括与总结。时间是建筑师,人民是泥水匠。

  我们在此谈的仅是欧洲基督教建筑术。它是东方大型砖石工程的妹妹。很明显,它类似巨大的地质层,由重叠的、界限分明的三层组成:罗曼层、哥特层、文艺复兴层——常被我们称为希腊一罗马层。最古老、最深的罗马层被半圆拱所占领,到了最高层、文艺复兴这现代层,这半圆拱由希腊柱托着,重新出现,而尖圆拱在这两者之间。仅属于这三层中一层的建筑物都很独特、完整、统一,如米日修道院、兰斯大教堂、奥尔良圣十字教堂,然而,如同光谱的颜色一样,三个层次的边沿混合,掺杂在一起,由此产生复杂的建筑,过渡时期的建筑,变异的建筑。这建筑腿是罗曼式的,身体是哥特式的,脑袋是希腊一罗马式的,因为人们花了六百年才建成了它。这类杂种比较罕见。埃当普的主塔是其中一个样品。兼有两个层次特色的建筑物较多,巴黎圣母院就属这一类。它是尖圆拱建筑,最初竖起的那一排柱子属于罗曼层;圣·德尼门,圣日尔曼德·普列的中殿也属罗曼层;博舍维尔美丽的教士会堂属半哥特式建筑,而其半腰以下均属罗曼层。鲁昂的主教堂几乎整座都属于哥特式,要不是它的中央尖塔的顶部属于文艺复兴层的话。只是,所有这些差异与变化仅触及建筑物的表皮。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是艺术。基督教堂的结构本身并未触动。内部的架构,各部分合乎逻辑的布局始终不变。不管教堂外部如何精雕细刻,美化装点,内里总少不了罗曼式大堂,至少是它的萌芽状态或雏形。它按照同一法则,在地面上伸展,永恒不变。永远是两个主堂十字相交,两殿上面顶端的圆形后殿为祭台,下面两侧总是作堂内游行之用,设置小礼拜堂、散步场。主殿的人员可从柱间疏散此处。这些基本设施齐备了,祭坛、门拱、钟楼、尖塔的数目可随时代、民族、艺术的喜好而变。供奉设施一应俱全、万无一失,建筑术便可随心所欲、随意行事。雕像、拼花玻璃窗、玫瑰花窗、阿拉伯图案、齿状装饰、柱头、浮雕等等,建筑师凭自己的爱好组合这些想象出来的花样。因此,这些建筑的外部花样万千、五光十色,内部结构却保持惊人的统一、井然有序。树干不变,枝叶却可以千姿百态。

  在那些建筑物外表不可思议的千变万化之中,却依然存在着秩序和一致。树干总是一成不变,树叶却时落时生。

  你能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怎么回事,那是火,是烧熔的铅,是一千把插在我心上的刀子啊!

  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就像海绵吸够了水,即使大海从它的上面流过,也不能使它再增添一滴。

  暮春的天气,泛着些慵懒,尤其在这样的夜晚,灯火凄迷,你和一盏灯都不说话,选择沉默——这样的氛围或多或少让人有点恹恹欲睡的感觉。如果此时耳畔突然响起了钟声,沉郁而浑厚的,一丝不苟地剥开夜色,来叩问你的灵魂,你又会想到些什么?我在黑夜里想象,用颤抖的手指拨开重重迷雾,穿过浓重的夜色,抵达十五世纪的巴黎。矗立在我眼前的是座巨大的哥特式建筑,高高的塔楼刺进苍穹。匍匐在巨人的脚下,我不过是一只卑微的蚂蚁。她就是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一首庞大的宏伟的石头的交响乐。

  我是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马莎莎,850年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什么,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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