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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人如何过新年:群臣元日朝会百姓互道“万岁”

归档日期:05-24       文本归类:蜀椒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辞旧迎新之际,诗人特别感受到时间的迅疾如快马流星,扬长而去;幸而新年正月里假日频频,友朋相聚的快乐,拂去他感时伤怀的些许惆怅。

  白居易的新年假期究竟有多少呢?依唐制,内外官吏在节日都有休假,譬如唐玄宗时期就规定,元正和冬至各给假七天。这七日的安排,似乎与现在自除夕开始休息不同——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说:“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意思是新春元正的假期从除夕前两日开始,而到正月初四结束。

  郑余庆大历年间为进士,曾经四朝而居将相之任,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曾为宪宗拟过给郑余庆的诏书,称其“累居衮职,时谓尽忠”。后者领衔修撰的《吉凶书仪》大约成书于元和年间,该书汇聚了诸多高门士族的家礼,其中还采集时俗,是当时一部通行的礼仪书轨。白居易的生活年代,正当该书的流行时间,因而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中“节候赏物”、“祠部新式”等内容,可以反映当时真实的节假状况。

  由此书仪可知,元旦新年之后,唐人的假期接踵而至的还有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更不用说依常例,官员及其下属每十天便有一日休息的旬假了。难怪白居易在诗中感慨:“闻健此时本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岁酒的醇香中飘散着春天的气息,作者新年里的闲适生活与喜悦心情,于此可以感受一二。

  在长安城内,新年的宫廷是一派肃穆而忙碌的景象。元日又称三元,被认为是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在古人的时间序列中,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说的就是元日朝会的情形。“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众官员拂晓即已按品阶方位列队等候,烛火通明的仪仗有“火城”之称。根据唐代礼部的规定,元日朝会在太极殿举行(后在大明宫的含元殿,东都洛阳则是在乾元殿),殿上陈设礼乐、历代宝玉、车乘,仪仗庄严。皇帝衮冕临轩,皇后、百官、朝集使以及皇亲国戚都着朝服一同参加。仪式的过程中,包含了皇太子、诸公的献寿礼仪、中书令上奏地方的贺表、黄门侍郎奏祥瑞吉兆、户部尚书奏诸州的贡献之物,礼部尚书奏诸蕃的贡献等等内容。

  四方恭贺的诸多礼仪不仅是对新年的美好祈福,更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中央对地方所拥有的控制权力。香烟燎绕的殿堂上,天子俯视的目光一定曾穿过殿前的诸多臣僚,投射向遥远的天际——朝霞映衬下,第一缕阳光喷薄而出,耳边的声声“万岁”,仿佛随着这新的光明,穿越了层层朱阙,撒向大唐的广袤疆域。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正日临朝》诗所展示,新年伊始,他心潮澎湃: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赫奕俨冠尽,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

  天子的雄心与骄傲,跃然纸上。对于来朝的“百蛮”与“万国”,李世民不仅有诗中所展示的车同轨、书同文大国君主的威严,还有和风旭日般的关怀。

  据史书记载,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对侍臣提到:听说来朝的都督、刺史等到京城后,只能租赁房舍与商人杂居,既于礼不足,生活上也想必人多不方便,于是十七年下诏,命令在京城内各坊中,为诸州的朝集使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太宗亲自去察看。这些诸州邸舍后来虽然因饥荒残毁而被卖出,但到唐德宗建中二年的时候,朝廷同意户部请求,以官宅二十所分配给诸州的朝集使,解决住宿问题。

  事实上,地方诸道为元日贺正,往往在十二月就已遣使到京,但是觐见与否,以及所进的贺正表送省司时间前后有别,导致出现种种于礼不合的混乱情况。所以唐玄宗曾下令,所有贺正使都应在元日这一天随京官一起参加朝会拜见,他们的贺正表也直送四方馆,在元日仗下后同时呈上。

  臣伏以青阳发春,肇宝历于兹始;元穹降祚,仰圣寿而维新。正殿向明,班行承庆。顾臣等守土,列在东隅,空怀捧日之心,望云何及;独阙称觞之礼,鸣佩无因。瞻九重而在天,空倍情而增恋。前件物及衫段宣台卓座等,礼不惮轻,物斯展敬。节当有庆,用申致贡之诚;情苟为珍,愿比负暄之献。臣某不胜感恩忭跃屏营之至。

  所谓“东隅”,即指裴次元所在的福建,从文中“空怀捧日之心”、“独阙称觞之礼”来看,他没有出现在新年元日的朝会中,而是遣使贡献衫段等礼物,在贺正状中通过文字表达了地方对中央的忠心臣服。

  这种礼到人不到、上表皇帝祝贺新年的情况在当时应该比较普遍,所以郑余庆的《吉凶书仪》所收录的贺正表也是如此,称“元正启祚,万物惟新……臣滥守藩镇,不获随例称庆阙庭,无任恳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唐代的假宁令,还是书仪,其中的新年元日与冬至这两个节日常常并列而言。公元838年,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路经扬州,他记述当时的冬至“此节总并与本国正月一日之节同也……皆有贺节之辞”,说的正是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无论贵贱,官员或百姓都遵礼相见拜贺。

  这里提到的贺节之辞,不是书面语,而是指人们道路相逢,见面时的节日说辞。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有“逢迎拜跪迟”之句,这种新年里见面拜贺的礼仪,根据圆仁的记录应该就是指“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逢人拜年则需要右膝下跪,大约白居易也有些吃不消,所以才会发出“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衰”的感慨吧。

  至于唐人新年时所说贺辞,也正因为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我们可以从圆仁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新年的元日,僧家俗人也都是互相致辞礼贺的,譬如见相公,应当说的就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相公尊体万福”之类的吉祥话。这种新年贺语,不仅通行于大唐官民之间,甚至连当时来唐居住的新罗僧人也如此。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圆仁到山东文登赤山法花院寄住,此地处于山东半岛的尖端,与新罗隔海相望,当时是新罗人聚集之地,除夕“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旧唐风也。”可见,入乡随俗,那些新罗僧人拜年之际,口中念念有词的,正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等语。

  圆仁自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渡海抵达唐土,为求佛法跋涉多地,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据其九年间所见所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圆仁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唐人生活细节。

  他初到扬州这一年的除夕,只见“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圆仁在记叙此前冬至节俗的时候就说过,俗家寺家都各自储备了美味膳食,百味总集,随人所乐,元日情形一样。

  这种迎新的方式,早在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里就有说明:“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新旧交替的时刻,爆竹的脆响,驱走人们心中的不顺,彼此互道的“万岁”声声,则是唐人对时光延续的虔诚祝福。而当时的长安,多元文化交融,彼此影响,四方商旅辐辏,东西两市车水马龙,节日里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据唐代笔记说,长安市里的风俗,每岁元日以后,各个业者依次互相邀请饮食,称之为“传坐”,故事就从东市的笔工赵大按顺序坐东展开……在美食的包围中,这种新年的餐聚,可以见出唐代商业分工之细密与民间社团组织的初显,而节日,因此更具人情的温暖。

  唐代岁宴之上,必不可少的节物有屠苏酒,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节候赏物,就有“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胶牙饧”。屠苏酒其名,据孙思邈《屠苏饮论》说:“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醒人魂”,因用药八品,也称八神散。屠苏酒的做法,唐人韩鄂的《四时纂要》是这样说的:“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从少起至大,逐人各饮少许,则一家无病。”从其药材来看,这种家家迎新的屠苏酒,正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言,主要是为了“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孙书中也有屠苏酒的配方,除了药材略有不同,制作中还需将药浸入酒后“煎数沸”,大约使药力更为发散,酒味更加浓郁。其饮用的方法是自年少者起,年长者居末,据说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因此白居易的元日诗中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之说,而在他与刘禹锡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诗中,也屡屡出现“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方干更有“才酌屠苏定年齿”的句子,可见元日饮酒的确以年齿幼长为序。

  此外,侯白的《酒律》说,岁日饮酒从少到老一轮下来,年长居末尾者则连饮三杯,以示安慰,称之为“婪尾”。唐诗中也多写作“蓝尾”。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称:“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意思是年岁最长,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末一人,连饮三杯。这种唐人的新年节物屠苏酒,在同时期日本的年中行事中也可以见到其踪迹,据说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已有记载,宫廷内元日供御药事,即饮屠苏酒,其做法也同样是于除夕夜“以屠苏渍御井”。

  唐风东渐,而佛法西来,在日本圆仁和尚的记载里,唐人的新年中可以看到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场景。842年正月一日,他在长安,见“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俗讲,是以通俗的讲唱形式,吸引士庶,传播佛经奥义。圆仁提到新年里讲的有《华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而会昌寺的文溆法师被认为是当时长安城中俗讲第一人。据说文溆善长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可以想象,僧徒俗众在新年的假日里,纷纷入寺听俗讲,在大德们吟哦的经声中,感受到九天佛国的无上美好,惊叹行善积德的诸多神迹。这也是唐人新年的一种娱乐方式吧。

  圆仁提到的幡子,在佛教中用以供养菩萨,佛经中说造此能得福德,避苦难,往生净土。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一发愿幡,上有墨书,是开元十三年人祈求眼疾痊愈发愿所造。唐人新年中即用幡来祈求长命百岁。这种祈福的唐幡,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现在也可见到。正仓院建于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当时中日交流频繁,圣武天皇的许多用具源于唐朝,这其中就包括了书圣王羲之等人的书法作品以及诸多礼乐器和佛经。在他辞世后,“追感畴昔,触目崩摧”的光明皇后,将其生前用品悉数捐献出去。在保存至今的唐幡上,夹缬的花样依然清晰,颜色还很鲜明,丝缕间闪耀着的光泽,仿佛仍寄托了当时人们的种种心愿。

  正仓院的宝物中,还有光明皇后(701-760)所书写的一卷《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其抄录内容为唐人的来往书信共三十六札。其中有一通作《岁日唤知故饮酒》,是招唤老朋友岁日一起喝酒的来往书信:

  日号芳年,杯名长命。同受多福,义无独宴。故令驰屈,希勿余辞,冀近传杯,遣此无运。

  答既登献岁,幸履芳辰。未到之间,已欲驰驾。既蒙嘉命,岂敢辄安。即事速参,谨还无具。

  所谓“杯名长命”,庾信诗有“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指的是新年岁酒。从去信及答书,我们可以读出二人心神相契,新年共饮的好兴致。这些岁时往还的书信,敦煌写本《朋友书仪》也有收录。在种种遵循的礼仪规范之间,唐人笔下新年里对远方亲友的相思之情与感时之叹,读来依然真切感人。

  新年是四季轮回中的起点,人们回顾畴昔,眺望明日。唐人欢乐的年宴上,屠苏酒饮下的是对于时间延续的美好期盼,肃穆的元日朝会,是政治大国的新年祈福。而在时光飞逝之中,个人所为那么有限,元日里诗人们写下无限感慨,“自惊身上添年纪,休较心中小是非”,“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

  我是美国CU大学东亚史教授魏阳,关于明代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军事,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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